自1987年台湾解除令以来，海峡两岸的关系逐渐回暖，联系开始多了起来，一些曾经“留”在台湾的革命志士也终于有机会回家团聚。

  次年，一位老人找到有关部门，声称自己是曾经被捕后坐了十几年牢的台湾地下工作者，见眼前的老人衣衫褴褛，工作人员将信将疑不敢定夺，于是向上级请示。

  老人从包里取出一张保存完好的名单，小心翼翼的打开后交给有关部门领导后说道：“这是曾经在台隐蔽战线同志遇难名单，我冒险将名单带了回来，决不能让同志们的鲜血白流。”

  有关部门领导看着眼前的名单，一张不大的纸上密密麻麻写着近一百多位同志的名字，在这份百人名单中，一份简历引起了领导的注意，简历相当简单，没有职位，没有出生年月，没有贡献，只有简简单单的6个字：“刘光典，旅顺人”。随后领导当即决定将此名单上报给中央。

  刘光典这一个名字比较特殊，早期情报显示他是台湾的地下工作者，叛变后曾在香港公开演讲，但随着这份名单的公布，一个隐藏了38年的谜团也随之被揭开。

  为什么在这份这么重要的名单中他的简历只有6个字？他是否叛变了？没有叛变在香港演讲的又是谁？38年前他又经历了什么？他的名字又解开了一个怎样的谜团？

  1922年的一天，天边刚刚泛起一抹鱼肚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市韭菜村内，一个中年男子正在院子里紧张的来回踱步，时不时回头看向屋内，昏弱的亮光伴随着妻子撕心裂肺的喊叫，男子则一直在心中默默祈祷。

  一声婴儿的啼叫刺破黎明，接生婆打开房门怀抱着一个婴儿，笑着对男子说道：“生了个大胖小子！”

  男子赶忙上前看向襁褓中的儿子，眼眶不禁有些湿润，这名男子便是刘父，他对眼前的小不点给予了十分高的期望，希望儿子将来能够端庄典雅，光宗耀祖，于是给儿子取名为刘光典。

  刘光典的诞生为原本平淡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刘父在铁路上工作，刘母在家带孩子务农，虽然辛苦一点，但一家人的生活也算过得有滋有味。

  刘父虽没文化，但是每天在铁路上工作，见得人形形，他心里清楚，普通人想跨越阶层读书是最好的选择，他不想让儿子再吃没文化的亏，于是拿出家里大部分积蓄供刘光典到学堂接受教育。

  年幼的刘光典虽然还小，但他能体贴到父母的不易，学习上的事情从不用父母操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原本以为生活可以一直这样惬意，可是美好的憧憬被日寇的铁骑踏破。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侵占东三省建立了伪满政权，并开始实施奴化教育，将满语、日语定为伪满洲国的法定语言，正在学堂上学的刘光典也因此被迫掌握了一口流利的日语，而这项技能也为他日后的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不久后，日军开始大肆抓捕壮丁，刘父也没能逃脱魔爪，被抓去修建铁路，在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下，没过多久刘父就支撑不住抱病去世，原本美满的家庭在日寇的残暴统治下家破人亡。

  刘光典想到自己必须要肩负起家里的重担，为了补贴家用，他开始半工半读，在一家药店里当学徒，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先后考入哈尔滨铁道工学院和北平辅仁大学进行深造，几年的学习不仅让刘光典掌握了许多本领，还与妻子王素莲结缘相识。

  1942年，刘光典与妻子王素莲成婚后便回到了老家山东，由于他既有文凭，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经人推荐后，很快便在滕县的一个伪警察所谋了个差事。

  刘光典年幼便生活在日寇统治的阴影下，自然是十分痛恨这帮汉奸，虽然在伪警察所当差，但是他从不欺压百姓，反而一直利用这层身份充当革命志士的“保护伞”。

  时隔一年，刘光典想到自己职位低能力也有限，在伪警察所工作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便辞职开始经营生意，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正是在跑生意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革命同志，刘光典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彻底改变。

  这位革命同志便是地下情报员洪国式，因为生意上的往来两人接触过几次，后来刘光典得知洪国式与自己是老乡，两人便开始熟络起来。

  当时抗战已经胜利，而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国军挥师北上进攻东北，大批同志遭到迫害，当地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开展工作，如今正是人才稀缺的时候，经过长期的接触，洪国式认为刘光典是一个有头脑、有能力的热血青年，不仅精通多国语言，而且常年四处奔走见多识广，懂得察言观色又善于交际，十分适合做情报工作，于是找到刘光典对他进行思想动员。

  刘光典得知后默不作声，但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舍小家为大家，为祖国统一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同意了洪国式的请求，选择加入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

  1947年，刘光典加入大连社会部后，接到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前往上海，同洪国式一起筹建情报站——华石公司。

  眼看公司就要筹建完成，却因为，进度一再被推迟，刘光典心急如焚跑前跑后想办法筹钱，更是毫不犹豫的拿出全部的积蓄，向党组织援助了十两黄金以及1000多美元。

  华石企业成立后不久，刘光典又被调离上海，辗转南北为解放战争开展情报工作，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都有他的身影，他为前线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中国的情报工作重心开始南移，而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便是台湾，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就派历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台湾籍党员蔡孝乾赴台组建台湾省工委。

  1949年6月，中央确定了于1950年夏天前的计划，由于是跨海作战，情报工作显得很重要，此时台湾地下党虽然已经收集了诸多军事情报，但是由于还没有建立电台，于是只能依靠交通员往返台湾接收情报，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到刘光典身上。

  这天，刘光典刚从外面出差回到家里，桌上摆着几盘自己爱吃的菜，妻子王素莲还在厨房里忙活着，女儿刘玉芳自己坐在床上摆弄着玩具，刘光典放下手中的行李抱起女儿来到厨房。

  刘光典拨开门帘，一股呛人的辣椒味窜进鼻子，惹的刘光典咳嗽连连，王素莲这才发觉丈夫已经回家了，顶着满头大汗笑着说道：“回来啦，光典，你快抱着玉芳上外边吧，这里太呛了。”

  刘光典见怀里的女儿也开始咳嗽，都呛出了眼泪，于是离开厨房，隔着帘子对王素莲说道：“素莲啊，我有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王素莲将锅里的菜盛到盘子里，拨开门帘走出来说道：“怎么了，咱们又要搬家吗？上哪里去？”刘光典没有着急回答，而是先将女儿抱到屋里的床上。

  刘光典拉开凳子坐下，神情逐渐变得严肃，欲言又止的样子，王素莲刚想追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刘光典抢先一步开口说道：“素莲，这次任务特殊，我只能自己去，很远而且不确定何时能回来。”

  王素莲是知道刘光典工作的，她心里明白丈夫的苦衷以及任务的重要性，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淡淡的说道：“你放心去吧，我会照顾好孩子们的，记得平安回来！”一句话包含了太多的不舍与担心！

  刘光典收拾好行李后依依不舍的与家人告别，临出门前对女儿刘玉芳说：“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做生意，时间可能会很久，等忙完了事情爸爸就马上回家，给你们带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年幼的刘玉芳不知道，在得到父亲的消息时已经是38年之后了。

  1949年10月24日，三野第十兵团对福建金门展开了登陆战，低估了渡海作战的难度，由于海潮变化，后续部队没能及时跟上，导致我军损失惨重。

  同时也为敲响警钟，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若要展开跨海作战，必须先摸清楚附近海域的海潮、气象等方面的情报，此时，刘光典已经由香港几经周转来到台湾岛，与在台地下工作者王耀东顺利的接头会面。

  在台工作一个月后，刘光典完成了组织交付的多项任务，一是负责将上级的指令传达给台湾情报组织，二是对在台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进行任务考核，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取回已经获取的军事情报，刘光典将拿到的军事情报写在纸上，里面包裹上茶叶，顺利的带回了大陆。

  这批重要的军事情报包括：在台湾的布防情况，台湾地区及附近海域的气象、海潮信息，以及高雄、基隆两大重要港口的通讯密码。

  这份情报上报给中央后，毛主席十分重视，并为在台革命同志们写下了诗篇：“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情报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时刻都在变化，刘光典返回大陆这些时日，台湾形势也有了新的变化，以洪国式为领导的情报小组进入台湾，经过艰难的工作已经搜集了大量最新情报，刘光典来不及回家看望妻女便开始执行第二次入台任务。

  一艘游轮行驶在南海上，刘光典来到甲板上点燃一支香烟，看着汹涌的海浪他的内心也跟着澎湃起来，他坚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台湾就能够顺利解放，那时举国欢庆，自己也可以与老婆孩子团聚，可是他却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登上往返台湾的游轮。

  刘光典后，看到街上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官兵，正在严密搜捕在台地下工作者，他感受到此时的台湾已经局势大变，立刻警惕起来。

  1950年2月2日，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没能抵挡住敌人的威逼利诱，最终叛变投敌，蔡孝乾身居要职，对亲手创建的台湾地下工作系统了如指掌，他的叛变导致近1800多名在台地下工作者被捕。

  其中包括吴石、朱枫、聂曦等重要同志，而刘光典所属的洪国式小组与台湾省工委并没有横向联系，所以蔡孝乾对于洪国式小组并不了解，因此才幸免于难。

  蔡孝乾被捕一个月后，洪国式准备暂时撤离台湾，却陷入了特务精心谋划的圈套。

  这天，洪国式正在台北车站察看车次表，一个由特务伪装的地痞流氓借机挑事，洪国式与其发生了争执，随后两人被带出所，警察态度十分和善，只是要求洪国式提供几个能够为自己证实的身份信息的朋友的联系方式，洪国式并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一步一步陷入敌人的圈套，稀里糊涂的向敌人提供了几名组织成员的联系方式。

  洪国式提供证明人联系方式后，警察并没有将他放走，洪国式这才察觉到不对劲，可惜为时已晚，小组内的大部分成员已经被相继逮捕，他也由警察局被移交到了特务手里。

  特务一上来就逼问洪国式刘光典的下落，他知道刘光典住在中央旅社，但是为保护收集到情报并没有如实回答，洪国式沉默了一会说道：“刘光典几天前就返回香港去取电台了。”

  而此时身在基隆的刘光典已经得知了洪国式被捕的消息，连夜赶回台北，第一时间向组织发了一封内容为“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的电报，向党组织传达台湾地下情报系统已经遭到彻底破坏的信息。

  做完这一切后，刘光典带上所有情报，前往彰化与王耀东汇合后，两人一同搭车前往善化。

  保密局根据叛变者提供的信息，理清了洪国式小组的成员关系，在台地下情报组的负责人是洪国式，下面分为“情工”、“交通”、“敌工”三个部门，而刘光典是唯一的交通员，当局认为他身上一定藏匿了大量情报，于是对刘光典展开了全面抓捕。

  刘光典被迫躲进偏远的农村，但他始终牢记身为一个员的使命，白天下山积极向台胞宣传的思想，为了拉近与台胞的关系，刘光典向山下一户农民赖正亮上交了菜金，在赖正亮家里吃饭，还会一起下地劳动收割甘蔗。

  刘光典无意中瞥见赖正亮家桌子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赖正亮与一名男子，这名男子身着台湾航运公司的工作服，刘光典立刻拿起照片找到赖正亮问道：“大兄弟，你旁边这个人是谁呀？”

  赖正亮放下手中的活，一脸疑惑的回答道：“奥，你说他呀，他是我一个远房亲戚，现在混得厉害呢，在航运公司上班。”

  刘光典激动地上前拉住赖正亮的手，带着恳求的语气询问道：“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大兄弟？你帮我问一下你这亲戚能不能把我给捎带出台湾？”

  赖正亮笑着说道：“行，我明天就去找他帮你问问。”刘光典听后长舒一口大气，但第二天得到的结果却是，现在国军对港口、码头进行封锁严防死守，严禁船舶私自带人出海，刘光典也只好另寻他法。

  时间久了，刘光典身上的经费所剩无几，他开始风餐露宿在深山里以编竹器为生，即便是这样，刘光典的斗志从未被消磨掉，依旧在为党的事业做贡献。

  这天，刘光典在下山寻找食物时得知一名台湾籍的地下党员要去投敌，他立即赶到这名党员家里。

  刘光典看着眼前破旧的房屋，墙皮脱落掉了一地，家里连同三个孩子都要跟着吃不饱穿不暖，饭碗里面的粥清澈见底，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十几粒米，刘光典深表同情的说道：“我知道你现在很困难，但是绝对不可以相信敌人的鬼话，我们肯定要坚持到台湾解放的那天！”

  刘光典从裤子内兜里掏出应急的200台币，递给那名地下党员，那名地下党员看到刘光典如此落魄还要拿出仅有的钱帮助自身，顿时泪如泉涌，抽泣着说道：“我对不起组织，我是真的被逼的活不下去了，我才...我才会”

  刘光典拍拍他的肩膀，开口打断他说道：“拿着买点吃的，我们大家一起渡过难关，一起坚持！”

  刘光典为了躲避的抓捕，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王耀东躲进了深山密林中，藏匿在一个海拔1000多米的洞穴里，此洞宽50厘米、高40厘米，洞里仅长110厘米、宽170厘米。

  这段时间两人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运气好了能逮到只野味饱餐一顿，运气不好就只能在山上挖野菜野草煮着吃，身上的衣服大大小小的洞，脸上灰不溜秋的，头发胡子特别长，被别人看到了都会误以为成野人。

  1954年2月9日，地下工作者胡沧霖被捕后向特务交代道：“四年前王耀东曾经带着一个重要任务到旗山躲藏，现在还藏在深山里。”

  当局组织了大量军警人员，搜捕了近24个小时，终于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两人的踪影。

  刘光典与王耀东发现敌人后，拼了命地逃跑，但此时两个人已经被团团包围插翅难飞，不久后，驻香港人员发现刘光典在香港公开露面并发表言论，向中央汇报了刘光典已经叛变的消息，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党的有关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时没办法做出正确判断，只能将刘光典定性为“失联”。

  1988年，一份份百人名单公布于世，隐藏在刘光典身上 38年的谜团才终于被揭开。

  原来，所谓的刘光典已经“叛变”，都是特务故意制造的假象，因为刘光典死活不肯交代党组织的机密，特务便想出了阴狠毒辣的离间计。

  不但对外散布刘光典已经背叛的假消息，还找了一个与刘光典外貌十分相似的特务跑到香港大肆发表言论，企图动摇刘光典的信仰，逼迫他倒戈转变立场，而事实上，刘光典一直被关押在台北市青岛路军法处

  1959年2月4日，天边刚刚露出一抹鱼肚白，这天本是立春，万物复苏的日子，台北市新店安坑刑场内却却感觉不到一丝生机，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官兵和警察，许多士兵都在窃窃私语：“这得是个大官吧，搞这么大排场，到底是个啥人物？”

  一名军官来到牢房，走到刘光典面前，出示了一份死刑执行书说道：“案犯刘光典，今日将被执行死刑，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刘光典摇摇头，从容不迫的在执行书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随后被宪兵用麻绳五花大绑，并在胸前挂上了写有名字的木牌后，刘光典带上囚车前往刑场。

  刘光典被押到刑场的一个小土堆前，几名宪兵死死地将他按住，此时，一个拍照者为他拍下了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刘光典目光犀利毫无惧色，流露出一丝轻蔑，依旧是习惯性的将头歪向右侧。

  “砰！砰！砰！砰！”接连四声枪响，一股血腥味在刑场扩散开来，一位红色特工就此陨落。因为和刘光典接触过的人都已经牺牲，前期只有洪国式知道他的身份，所以后来在统计的时候只有简简单单的六个字：“刘光典，旅顺人”

  2008年，一架飞机在台北桃园机场缓缓降落，飞机上一行人下来后坐车直奔六张犁墓地，这行人正是刘光典的子孙后代，刘光典得到正名后被追授“革命烈士”称号，有关部门安排其家人前往台湾将其骨灰取回。

  刘光典的家属在台胞的陪同下进入骨灰厅，诺大的厅内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木制的架子，架子上摆满了一个个小木柜，一位台胞走上前打开了其中一个放置骨灰坛的木柜，缓缓取出一个高度大约有30厘米、直径大约有15厘米的浅黄色瓷质骨灰坛。

  瓷坛外面贴着一张用正楷书写的纸条，写着三个大字：“刘光典！”三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看到父亲的遗骸早已经泣不成声，刘光典的子女小心翼翼接过骨灰坛，拂去坛上的灰尘，轻轻地放在祭奠台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刘光典的家属祭奠过后，将部分骨灰放入提前准备好的行李中，留下一部分骨灰安放在他生前战斗和牺牲的地方。

  2013年，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落成，这座广场也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处纪念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场所，一面被曲线分割成黑白两块的墙屹立在广场上，墙上篆刻的是毛主席曾写下的诗词：“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刘光典更是在台隐蔽战线英雄的杰出代表，抗战结束时，以他的学识和阅历能轻松的找一个不错的工作，而他选择了抛家舍业投身中国的解放事业，被敌人逮捕后经历百般折磨仍不屈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视死如归。